会试分为三场举行, 每三天一场，不过场次只代表了科目, 每一场考完，考生们是不能出考场的，等到第二天再发新的试卷出来。

    也就是说考生要在考场里呆足九天九夜，中间是没有间隔的，这一点跟乡试是不一样的。

    乡试虽然也是分三场进行, 每场的时间也都是三天，可每一场考试结束，考生都是可以出来的, 在外面修整上一两日的功夫, 才到了下一场考试进行的时间。

    会试的题量大，难度更大，从全国的举子当中, 筛选出百名左右的人，如果试题不难的话，又怎么拉出差距来。

    同乡试一样, 这第一场考的还是帖经和墨义，到了会试, 帖经和墨义考察的就不仅仅是基本功了，还有考生的阅读量。

    从古至今, 这儒家的经典可太多了, 更何况本朝的科举虽然是以儒家为主, 但是也吸纳了道家、法家的内容, 这三家的经典著作加起来，绝对不少。

    最基本的四书五经，只能在里面占到很小的一部分。

    帖经，纯粹考察的就是背诵和默写的能力，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很难有胡诌的余地。

    墨义倒还有考生自由发挥的可能性，遇上实在没见过的句子，字都是认识的，释义就那么几种，大差不差的也还是能顺下来的。

    当然了，句子本身的释义是不可能脱离开文章的，这就看考生的理解能力了，曾经读过整篇文章的，那肯定要沾光，倘若没有，那一部分看能力，另一部分就要看……运气了。

    魏时在墨义题目当中，就有两道是自己把意思顺下来的，原来的文章他是没读过，所以只能是发挥想象力，努力让自己的解释靠上点边儿。

    这在以往的考试当中，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魏时一开始底子打的就牢，基本功可以说是相当扎实，墨义和帖经，是除了算学之外，他最有把握的科目了。

    还真没遇到过这次的情况，两个句子一点印象都没有，既不知道出处，也不知道作者。

    第三天的下午，魏时把这两个科目的试卷检查了好几遍，实在是检查不出什么东西了，索性就直接喊来衙役，让人把试卷收上去了。

    考舍是用木板间隔开的，左右两边的考生都是瞧不见的，但是为了方便考官和衙役们巡查是否有作弊者，因此正前方是空着的，没有墙，也没有门。

    所以魏时轻而易举看见正对着的考生，左前方和右前方也能看到两个，加起来在他视线范围之内的考生就有五个。

    交上了自个儿的试卷，魏时也就有闲心观察别人了。

    正对着他的考生，愁眉不展，应该也是到了最后查缺补漏的阶段，试卷翻得特别快，但是下笔的次数却不多。

    也对，就跟他一样，第一遍做试卷的时候，基本上把会的都写上，再来第二遍的时候，既是做检查，也是把不会的题目能邹的就邹上，真要是一点都邹不上的，那也就只能空着了。

    左前方两位考生，瞧着应该都是他叔伯辈的了，头上都有了不少白发，一位是集中在鬓角，另一位满头都依稀可见白发。

    这把年纪了还来考试，考场里头九天九夜的日子可不好熬，魏时一方面表示敬佩。

    另一方面也，是为这二位叹惋，人生匆匆几十载，除了金榜题名之外，还有旁的嘛，何苦把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蹉跎在科举上，明明只要考中了举人，就可以做官了，就算是不想做官，那也可以专心做学问。

    不得不说，科举制度要筛选出来的还是全能型的人才，阅读量要足够丰富，读书的基本功要打得扎实，诗赋、杂文要写的好，还得精通律学和算学。

    最后的策问，不光是考察写文章的能力，更重要的还是洞察世事的能力。

    总而言之，在全国那么多人里，选出一百名左右的进士，这样的淘汰率实在是太高了，有一个科目跟不上，就基本上注定了没办法被择优录取出来。

    魏时一直都知道诗赋和杂文是自己的短板，所以从来都没放弃过练习，除了策问之外，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这两项了。

    哪怕他一直都认为，真等到入了仕途之后，最最派不上用场的就是这两项了。

    右前方的两位仁兄，有一位貌似还是熟人。

    魏时先前没有注意过，这会儿仔细瞧着，倒觉得有几分熟悉。

    郑家逸，小三元，跟他同一年乡试，当时魏时是解元，第二名就是郑家逸。

    因着郑家逸比魏时大了三岁，所以他一直都以为郑家逸会在乡试之后，直接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不必像他一样多等三年。

    不过当年会试放榜的时候，他也是亲自过去瞧了的，上面既没有郑家逸的名字，也没有刘子成的名字。

    这也就是说，江佑府乡试的前三名，不管是不是都没有参加会试，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全都不在那一年会试放榜的名单上。

    魏时当时就觉得，知府刘大人若知道这情况，心情肯定不怎么样。

    不管是熟人，还是之前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表情要么是眉头紧锁，要么就是一脸的严肃，总之就没有一个特别轻松愉悦的。

    在考场上，别的考生苦大仇深，魏时也就放下心来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觉得这题目难。

    在考场上的头两天，心情过于激动，哪怕是做一整天的题目，到了晚上也很难像平时那样，躺在床上，头沾枕头立刻就睡着。

    更何况被褥上还带着一股子怪味儿，魏时头几日入睡，靠的全部都是默背，也不拘是哪一本书，想起什么来就背什么。

    反正这些试卷上的题目实在是太杂了，哪怕是四书五经，一本书上也抽不出几个句子来，大都是一本书就出上一两句，全部混杂在一块。

    是以，在这种情况下，晚上用来催眠的背书，也就没什么挑选的必要性了。

    不过第一场的考试结束之后，在这个考舍里的第四个晚上，魏时却是倒头就睡。

    一方面是来自身体上的疲惫，题量实在是多，胳膊都是酸的，另一方面是来自精神上的疲惫，做题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整个神经都是绷着的，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场，松懈下来，自然也就觉得累了。

    不过，魏时对第二场的考试还是很期待的，算学和律学，这两个科目，前者是他擅长的，后者则是他喜欢的。

    魏时一直都觉得，在这所有的科目里头，若论到实用性，当首推律学。

    关键是朝廷的这些刑法、律令，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能够形成一个逻辑在里面。

    纵使是文科生，背政史地的时候，那也是讲究逻辑的，大脑把这些东西储存下来，如果没有一个逻辑链在里头，容易遗忘不说，更重要的是不容易提取。

    作为文科生，最擅长的应该就是把一个一个的知识点打碎了，然后重新杂糅在一起。

    这对于律学的学习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在期待中来临的试卷，难度和题量都是能够让魏时满意的，自己尤为擅长的科目，当然是希望更难一些才好，这样才能跟人拉出差距嘛。

    算学题目就只有最后一道是拔高的，难度明显，特别凑巧的是，跟这道题目类似的题，魏时曾经做过，就是在师伯那里。

    当时并不是他跟师伯第一次见面，但确实是第一次有求于师伯，也是头一次跟师伯说那么多的话。

    师伯当时总共是给他出了五道算学题，一道比一道难，其中的第三道，跟试卷上的最后一道题目是差不多的。

    当初这道题，魏时仅仅做出来一半。

    之后，感谢师伯，这五道题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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