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这样的宗室都心怀鬼胎、图谋不轨，更何况是别姓之人？

　　好在他要的也不是各地军队将领如臂指使，只消他们顺从南京朝廷，听从天子诏令，哪怕阳奉阴违也没关系——给他一点时间，只要“阳奉”就足够了。

　　朝廷近年来税赋征收不畅，军饷发放更不及时，南京虽是应天府，情况稍好一些，但军备上也难免隐隐有废弛之态。

　　朱棣背靠刚鼓起来的钱包，下达征兵令的同时，也明确了军饷的发用制度——有违必斩，贪污必斩，冒功必斩！

　　经历了小冰河期的末世王朝，活不下去的人太多了，有心趁乱博个出身、封妻荫子的也太多了，这三道条令公布出去，从军者如过江之鲫。

　　朱棣亲自制定了选拔标准，又令心腹和南京官员一并主持兵饷和各项军备的筹备与发放，期间铁腕处死了几名参与贪污军备的官吏，顺带着抄家填补了一下自己腰包，由是南京各处敬畏，再无人敢往此处伸手。

　　胡洋、符旷、苏倘三人罪在不赦，朱棣御笔朱批赏了扒皮揎草，事毕之后南京六部尚书便空置了三个出来，不乏有官吏上疏请求再填补三人上去，然而奏疏递上之后，皇帝却始终留中不发，一心扑在整顿军备上。

　　官吏们便明白了皇帝心中所想——皇帝年轻，又初到南京，无甚根基，是打算观量几个可用之人，收为心腹，再赐尚书衔。

　　现下北方反军虽然来势汹汹，又有鞑子作乱，然而大明国祚二百余年，南京众官吏倒不觉得大明有衰亡之像，再见新帝少年英豪、天纵英明，谁不想奋勇直前，博一个荣华富贵？

　　新帝今年不及弱冠，若当真成了他的肱股之臣，大明不亡，家族起码还可以富贵三代！

　　萝卜吊在眼前，以胡洋三人为首的害群之马又被除掉，勤勤恳恳一心为国的想着再加把劲儿让皇爷看在心里、谋个前程，此前与胡洋三人有些首尾的想着赶紧弃暗投明、从头再来，一时之间，南京六部这个从前的养老小朝廷，倒有些春雷过后、万物复苏的欣欣向荣景象了。

　　这也正是朱棣想要的结果。

　　自福王处得了近百万两银子，抄了那三家之后，又得了百二十万两银子和无数田亩，听起来是个天文数字，然而他既要兑现承诺分发军饷，又要筹措军备粮草，人吃马嚼，消耗同样也是个天文数字。

　　若换成寻常人，这时候眼见花钱如流水，库存日日缩，料想早就萎了，朱棣却不怕，招揽了十万人马、训练整顿之后，便亲自率军北上，直欲还京。

　　张煌言、史可法、汪建等人听闻北京失陷贼手，如何敢让皇帝前去冒险，倘若有个万一，定王年岁尚小，哪里支撑得起这天下？

　　若再迎立藩王——胡洋三人就死之后，福王便与南京官员结下私仇，若他得以入主南京称帝，怕不是立时自乱阵脚，献弱与敌！

　　若是立别的藩王，只怕好容易被这位新君终结的党争立即就要故态重发。

　　几位尚书准备了一肚子说辞，朱棣却无心听，抬手止住，震声道：“诸位爱卿不必再讲，朕意已决！”

　　前世南明朝廷内部诚然有过内斗，有过降臣，但也的确不乏忠耿之士，为国尽忠，呕心沥血。

　　三位尚书见皇帝已然下定决心，愁眉苦脸的对视一眼，却也不拖他后腿，或去筹措军粮，或去组织粮草输送，安稳后方，彼此配合，同舟共济。

　　是年四月，皇帝御驾亲征，率军抗贼。

　　朱棣前世打了半辈子仗，太明白如何增长士气，招揽人心了。

　　所谓率军抗贼——直接去北京对上李自成是抗贼，路走的偏一点，找个被反军攻占的城池打打也是抗贼。

　　他麾下十万大军，听起来倒是赫赫，然而大多未曾经历战火洗礼，立马叫去对上跟随李自成几年身经百战的精锐，那也不现实。

　　朱棣没有北上，而是选择西进往湖广一带去，身在帅帐指挥麾下将士排兵布阵，战时又披挂上阵、身先士卒冲在最前。

　　既克此城，他旋即下令开府库大赐将士，功奖过惩，亲自前去探望受伤士兵，又下令厚赐阵亡将士，由是将士敬服，军心尽收。

　　与此同时，又传令将士不得扰民，严明军纪。

　　李自成的军队之所以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给牛种、分土地”的口号，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对于一无所有、备受压榨的底层百姓来说，其吸引力是无以言表的。

　　只是李自成的口号喊得山响，然而真正到了落实的时候，难免有所偏差，穷怕了的人一朝得志，未必舍得践诺，又因为是个草台班子，行政效率不高。

　　可朱棣舍得。

　　土地比不过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起义军既兴，各地反抗不断，朱棣当日在南京能宽恕那些首尾两端的三尚书走狗，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宽恕这群被逼的走投无路、不得不奋起反击的百姓？

　　入城之后，朱棣以国朝天子的身份下罪己诏，痛陈己过，又下令免除反军占领此地时百姓的附从罪过，同时，又亲自在县衙坐堂，允许百姓前来告御状，申诉所遇不平之事。

　　百姓们原本还惴惴不安，唯恐王师抵达之后对他们加以清算，又怕他废黜反军在此时商定的分田法，现下听闻皇帝不仅没有问罪的意思，还要将反军没有兑现的土地马上分发给他们，岂能不为之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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