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年，正是武太后稳固地位的关键时刻，不得不使出一些过于“非常”的手段。垂拱二年三月，洛阳的朝堂上立起了大铜匦，让人望而生畏。铜匦四面染上青红白黑四色，一面自荐，一面建言，一面伸冤，这最后一面，是专给人告密用的。一时间，朝臣人心惶惶，大臣们上朝如上刑场，每一次离家都是与妻儿的生死诀别[R1] 。

　　而亲手创造它的匠人鱼保宗，被人告发给扬州叛军制兵器，竟然成为铜匦的第一个祭品[R2] 。

　　底层的百姓缺少盘缠，又不会舞文弄墨，铜匦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于是武太后向天下颁布诏令：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查有，加官进爵；查无，平安护归。

　　这可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一时间，不安分的流民纷纷以告密为名，乘着官家车马，进京面见太后。有时一日甚至达到万人之多。任谁看起来，这棋都出的有点怪。普通老百姓远离朝廷，也许本县县尉都不曾见过，哪里知道什么阴谋？花官家的钱，好吃好喝高头大马送去洛阳，当真只是游玩一趟么？

　　太后不曾对婉儿提起，婉儿最初也疑惑的很。但随着命令执行下去，她看明白了，不由得佩服起来。这道诏令，目的并不是要百姓告密，而是要营造声势震慑中央官员。告密如今已经不是洛阳一处，或东西京两处的事了，而是举国的大事。

　　另一个目的，就藏得更深也更狠。敢来告状的，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尽是些胆大无耻之徒，心思活动的很，为了求荣可以无所不为。如果朝中刚正的大臣不能拥戴自己，太后便不得不利用那些小人，把他们提拔上来。那些人一不会念书写字，二没有家世背景，只有太后可以依靠，所作所为必然像条护主的疯狗。臭名昭著的酷吏政治，从那道诏令颁布开始，不声不息、野蛮生长起来。

　　在房州吃糠咽菜的李哲，听说扬州叛乱打出“匡复庐陵王”的旗号，吓个半死。一听说长安来了使节，料想是母亲派人来杀他了，抓住房梁上的白绫就要上吊。妻子韦氏死死抱住他劝慰：“祸福相依，太后派人来，不一定是要杀你的。万一是好事，现在死了岂不可惜？即便真要杀你，到时候再说也不迟。哪里犯得着吓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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