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齐光只是笑。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道理他是懂的,就是不知道姜明光懂不懂。在学校里环境相对单纯，绝大多数学生想的都是好好学习，建设国家,毕业后奔赴各地。可人心难测，旧习俗根深蒂固,破四旧也没能把那些封建思想清除干净,平民老百姓的无赖手段她还没见过呢。

　　县妇联接下来又跟县医院、文旅办公室合作，开办了“知心姐姐信箱”，宣传稿下发到生产队或村委会,广大妇女儿童青少年有什么想跟丈夫、家人、父母说的话,都可以写信给知心姐姐，这是针对农村地区超高的妇女、青少年自杀率开展的活动。

　　陈书记主要忙经济,到处招商引资,这些基层的事情他只能管一个大方向。

　　农村妇女自杀的事情可以说每个村都有,汇总到整个玉龙县,每个月都有。全国妇联下发的文件中统计,这几年中国自杀人数达到了一年30万人,其中女性自杀人数高达18万人,远超男性自杀人数。而由于全国城镇人口只占总人数的20%,也就是城镇妇女自杀人数大概3.6万人，其他14.4万人都是农村女性。

　　这个数字放在全国十亿人里,看上去似乎是极小一部分，但对国家来说,代表了很严重的问题,只是国家目前压根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自杀率。

　　放到玉龙县来说,全县40多万人,按照十万分之三十的自杀率来说,一年有120人自杀；女性20万人，按照女性自杀率高达62%来计算，一年约有75名女性选择自杀了结人生。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全县有10人自杀，其中6人是女性。

　　但实际上，贫困县玉龙县的自杀人数超过了一年120人，高达一年150人左右，其中女性有90多人将近100人。

　　那就很吓人了。

　　150人自杀，说明至少还有几百人自杀未遂。

　　国内目前根本没有“心理疾病”的概念，也没有心理医生，县医院认为妇联这是没事找事，不可能解决问题。文旅办公室也普遍认为自杀是懦弱者的行为，是“逃避现实”。

　　宗齐光倒是特别感兴趣，没事就往下面跑，走访了许多自杀者家庭、自杀未遂的群众，认认真真记了不少笔记，想要写一份有关自杀原因的调查报告。

　　数学专业的人写调查报告也是很讲数据的，从家庭年收入到人均年收入、不同性别的年均收入在自杀人群中的比例，到年龄层分布，当他得知农村群众普遍人均年收入不过100多元，大为震惊。

　　“一年才100多块太少了吧！”宗齐光皱着眉。

　　“是可支配收入还是总收入？”

　　“啊？这个还分呀？”

　　“当然要分了，你一年的生活费也是要的啊。现在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块就是国家级贫困县。东平县这几年因为矿场，人均收入大大提高，不过听说东平县还不准备这么快就退出贫困县的行列。”

　　“啊？为什么？”

　　“为什么？贫困县都是国家财政拨款，摘掉贫困县的帽子，那可就要自负盈亏喽。”

　　“这不就是‘瞒报’吗？”

　　“对啊，不过这种事情知道个大概就好了。”

　　“那我不懂哎。如果总是摘不掉贫困县的帽子，上面领导不会觉得你没有能力吗？”

　　姜明光一下子笑了，“一届县委班子干个五年就算长的，五年实际很难真的出成绩，往往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有些县领导也不愿规划长期工程。你前脚调任走了，继任后脚就把你的工程停了，你也没办法。”

　　“这样不好。”宗齐光摇头，“那你做的这些事情呢？”

　　“这些是基础工作，倒是不用担心，以后做成功了或是做成熟了，下一个主任都不用多想，接着做，省事。”

　　宗齐光点点头，又摇摇头，“搞政治真没劲！媳妇儿，你以后要是当了县领导啥啥的，我就回家给你做家庭煮夫好了。”

　　“你还真想待在家里啊？”

　　他挠挠头，“上班也就是天天划水，没啥事。我想出去转悠，没事钓钓鱼，看看电影，看看书。”

　　“那你这不是提前过上退休生活了吗？咋这么没出息！”姜明光鄙夷的瞥他一眼，“你以前在下面工作是不是天天混日子。”

　　“没有没有，不过，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不太得劲，”他叹气，“当时我就觉得，不管我做什么努力，好像都不够。就比如劝那些家长把孩子送去上学吧，真的好难，你跟他说将来孩子有知识才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就觉得孩子现在就能在家工作，十几岁就要下地，女孩子十岁左右就要做一大家人的饭，这样能够多一个大人下地干活。”

　　“你那时候没发现农村童婚多吗？”

　　“没注意。倒是听说过，可我以为那说的是18岁到了年龄之后。”

　　《婚姻法》1981年修订，宗齐光下乡的时候，结婚年龄还是女性18岁，81年修订了《婚姻法》，将结婚年龄男女都上调了2岁。欧美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男女18岁成年，成年后就可以结婚，成年年龄与结婚年龄相同；而中国也是男女18岁成年，但女18岁男20岁方可结婚，现在调高到女20岁男22岁。

　　调高结婚年龄很可能也是为了应对农村普遍的未成年结婚现象，而其中未成年女性才是童婚现象的多数当事人。

　　宗齐光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童婚”这种丑恶现象。

　　已婚妇女流动健康检查队在4月中旬到了猫猫斗，第一天，工作队就给县妇联打了电话，说在村口见到一个女人光着半个身子跑了出来，却很快就被几个人抓走了。村里的人支支吾吾，死活不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说那个女人是个“疯婆子”，要她们“莫理”。

　　带队的医生觉得还是要跟妇联的同志说一下，便跟镇妇联商量了一下，汇报到县妇联。

　　年轻的妇联主任很重视这事，当天便带了史大姐、县公安局的两名民警一起到了猫猫斗。

　　人数多了一点，于是开了两辆三轮摩托车，颠儿颠儿的开了过去。

　　到了猫猫斗，见原来生产队队部大院外面的牌子换了，换成了“某某镇猫猫斗村”，这是撤了生产队的编制，重回自然村。也没有“人民公社”了，自然村统统直属镇。

　　还是找了上次那个钱翠花的本家堂哥，钱老乡。

　　钱老乡先散了一圈烟，两个民警都表情严肃的推了。

　　“老钱，”史大姐先开口，“你们猫猫斗怎么还出了刑事案件？”

　　钱老乡吓了一跳，“什么？怎么了？是不是上次说的那个跨省逃犯逃到这边来了？”

　　这个老钱，警惕性还挺高的。

　　“老钱啊，□□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早上流动队的人进村，看见的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姜明光严肃的说：“猫猫斗就这么点大，我不信你不知道这事。”

　　钱老乡赔笑，“小姜主任，你看——”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史大姐板着脸说：“我们主任就姓姜，不要乱叫什么‘小姜主任’。”

　　钱老乡一怔，忙说：“啊是是，对的对的，应该就叫姜主任。姜主任别见怪啊，我们乡下人，不懂这些领导的规矩。”

　　两个民警一个是上次的年轻小伙子詹恒春，另一个四十来岁，姓胡，詹恒春称他“胡队”。

　　胡队一张国字脸，脸庞红黑，表情严肃，“老钱，你说说，是什么情况。”

　　“哎哟！这没名没姓的，一个村上百户人家，我哪能什么都知道呢？”钱老乡继续赔笑。

　　他们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说话，一会儿村长来了，钱老乡介绍了一番。

　　姜明光说：“我这次来是要了解一下今天早上发生在猫猫斗村的事情，那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是哪家的？你们的村民花名册拿来我看看。钱村长，你不该不知道啊，猫猫斗那么小的村，也就才不到两百户人家，不到一千居民。村长肯定都要了解村里的事情，是吧？不然的话——”

　　她冷笑了一下。

　　钱村长赔笑，“那是那是。”

　　他为难的搓搓手，“老六，去拿花名册。”把钱老乡先打发出去。

　　“哎，姜主任，你知道的，家丑不可外扬嘛。要说也不是什么大事，早上这个婆娘是我们村那头，”随手飞快的指了一个方向，“马老五家的媳妇，马老五命苦啊，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腿残了，没法走路，只能用手和膝盖在地下挪。一个残废上哪儿找媳妇去？四十多岁了，好不容易从外省娶了个媳妇，哪知道娶来没几天，这新媳妇啊，疯了！”

　　钱村长一拍大腿，“姜主任，您说，马老五惨不惨？”

　　“然后呢？”姜明光不为所动。

　　作者有话说：

　　1984年我国人口已经超过10亿。

　　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是1985年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1992年调整为人均年收入不足700元；2010年调整为人均年收入不足1274元；2016年调整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我国在2020年消灭了“绝对贫困”，全部国家级贫困县都脱贫了。但还有“相对贫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国自杀率可搜索关键词“费立鹏”，我国90年代之前没有自杀率和自杀人数的统计数据，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这才有了相关数据。

　　费立鹏说，“预防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希望大家珍惜生命，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没有过不去的坎，实在不行，就躺平接受生活的捶打，做个躺平学大师好啦。

　　本章有关自杀的内容旨在说明80年代农村现状，审核不要随便锁章啊。

　　突然发现是不是书名应该改成“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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