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归乐，事情还是要做，蔡瑜叫来张辽、甘宁、凌操三人。

　三人到后，行礼坐定。

　蔡瑜对张辽说道：“我有意增兵，文远意下如何？”

　张辽极为沉稳：“兵多固好，不知会否惹来刘焉征伐，扰乱主公大计？”

　“我思虑多时，增兵之事有三。其一，刘焉无故袭杀苏固，我与苏固同为朝廷任命，身在其侧，物伤其类，因此惊惧，是以增兵自保，以刘焉视之，当为合理之事，此乃良机，不可错失。其二，刘焉新胜，携胜势，见我巴郡只五千兵马，或会生出复行汉中之事的念头，我此时增兵，刘焉乃无胆畏难之人，反而不敢轻启战事。其三，若我所虑有失，刘焉当真发兵来攻，迎战便是。一载前，我等初至，仅有文远所辖千余兵马护身，如今不同，巴郡民心在我，我等已然稳如磐石，又有麾下五千精兵，更有民兵十万可用，有何惧哉？”

　蔡瑜所言“民心在我”并非夸大其词，自开荒之策施行，巴郡贫苦之众无不对其感恩戴德。

　东汉人均耕地十亩有余，主粮为粟，即小米，另有稻谷、小麦及杂粮豆类，一亩地产粮有高有低，平均约三石，巴郡有民三十万户，每户不至四人，若按“人均”计算，巴郡一户人家每岁得一百三十石粮，缴纳税赋后可余一百二十石，而一人每岁食粮不过二十五石，一户不过一百石，照此看来，百姓饱食之余，似乎尚能存下一些余粮。

　然则，“人均”这种说法即便在后世都不靠谱，更不必说在土地兼并严重之极的东汉末年。再者，汉代所谓一石粮是指原粮，一石约三十斤，经脱壳后大约只得六七成，约二十斤，显而易见，少油脂、不得荤的情况下，成年男子一年吃五百斤小米实在不算多。实则，这时大多数以“农”为业的人是本就吃不饱的。但凡再遇上天灾人祸、粮食欠产，便只好卖地求生，这便是土地兼并之初始。

　地卖完了，人得设法活着，怎么办呢？再把卖出去的地租回来继续耕种。有汉一朝，田赋都不算高，景帝时按三十税一，此后多循此例，至灵帝时，也是如此。租地就不同了，佃租可达五成。还是那户人家，按“人均”亩数，由自耕改为租地，一岁只得六十五石粮，饿着肚子、干着苦活、服着劳役，于是黄巾群起。

　在“吃饱”之事上，益州相比北方诸州要好一些，却也好得有限。问题来了，那个时代，地广人稀，为什么不开荒呢？须知，在当时的生产力和交通条件下，还能用来开荒的土地多为远离水源、土地贫瘠、位置偏远之处，但能勉强生存下去的人家，谁人愿意开荒呢？待活不下去时，怎还会有能力开荒呢？连肚子都无法喂饱，种子岂能留的下来？即便留下了种子，岂有余钱购置农具？

　蔡瑜下令无偿提供农具、种子供开荒所用，看似小事，实则给了贫苦郡民之中活不下去者一条活路、活得艰难者一个稍稍改善的机会，对贫民来说，无异于再生父母之恩，而贫民，在巴郡人数过半。

　贫民以外，郡中还有中人之家与士族豪强。

　通常来说，中人之家吃得饱、穿得暖，甚至还有余财给家中子弟找个老师，世人称之为“寒门”。咦？此等饿不着的都被称之以“寒”了，贫困者又被世人称作什么呢？世人即士人，大多数士人是看不到彼辈的，也有些士人记忆不太好，只在作诗、上表时，才会想起彼辈，无奈之下，只好由品性最差的士人为彼辈起了一个称呼，曰“贱民”。

　寒门很焦虑，正因读过书，方知“资源总是逐渐集中向少数人手中”以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若不能前进一步成为士族，数代之后，大约就沦为贱民了。

　可惜，向上之路甚窄，堪称筚路蓝缕，要走上去只有一条独径——得做官。可大汉存续近四百年，仕途拥堵，仅凭读过几本经书便想为官实属异想天开。如何为之？拜名师。名师即名士，名士即权力，举荐人才之权力。拜到县级名士，县吏无忧，拜到郡级名士，郡吏可期，拜到天下名士，入朝为官指日可待。

　蔡瑜设立书院，聚拢了颇多郡县名士，又有天下名士为院长，为寒门子弟搭好了龙门，只看谁人能凭借学识一跃而过。再者，即便有了名师，相比士族子弟，寒门士子的机会亦少一些、差一些，毕竟“等价交换”的道理世人皆知。可在巴郡，太守蔡瑜便是权力，蔡瑜不仅在起点为寒门搭建龙门，还能在终点虚位以待。

　如此一来，寒门怎会不拥戴蔡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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