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刚被船上的几个水手拽住的那一刹那，我如释重负，眼前一黑，身子一歪，就重重地倒在了潮湿的甲板上。

　　十日后，随着一艘巨型邮轮的靠岸，无数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一涌而上，争先恐后地冲上前。扛着摄影机的记者抢占好位，拍摄和拿着话筒的男女们拼命挤着向前靠。

　　巨型邮轮的长长船梯架到了岸上，拎着箱包的游客和穿着水手服的水手们排成长队，鱼贯而出。

　　闪光灯开始不停地闪烁，杂糅着记者们连珠炮似的英文。

　　“请问哪位是赵甜心小姐？我们想请您接受我们电台的采访。”

　　“赵小姐是哪位？我们报社想为您做一个专访。”

　　“赵甜心小姐，赵甜心……”

　　港口混乱一团，游客和水手们在闪光灯和不断拥挤过的记者中间仓促逃走。

　　相比港口的喧闹和杂乱无章，另一个侧门出口显得冷清许多。一个纤瘦的长发女孩戴着连衣长帽，戴着墨镜，穿着黑色外套，在几个穿着港口制服的保安保护下，顺利走出了港口。

　　一辆早已停在侧门外的黑色丰田旁的一男一女立刻走了过来，男的年纪颇大，女的年龄莫约在十几岁。女孩一见到走出的黑色外套女孩，哭叫着扑了过去：“表姐。”

　　“妍心？”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她紧紧扑在我的怀里，满眼泪花，哭叫道：“表姐，我们都以为你死了，还为你举行了葬礼……”

　　“别胡说，妍心，”年纪颇大的男人走了过来，“临出门前是怎么教你说话的。”

　　我一见他，鼻子一酸，眼泪流落得更多，“叔叔……”

　　“回家吧，”叔叔拍了拍我的肩头，“你妈妈还在家等着你呢。”

　　我含泪点头。我最先上车，刚在车内坐稳。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记者冲了出来，车外的表妹和叔叔目瞪口呆，刹那措手不及。

　　无数闪光灯在车窗外对着我闪烁，记者们的声音如鞭炮般在我耳边响起。

　　“甜心小姐，能说下你是怎么从‘幸运星’号上逃生的吗？为什么生还者只有你一人？”

　　“赵小姐，你已失踪两个多月了，这段日子你是怎么在海上生存下来的？”

　　种种往事如开闸的潮水般向我涌来，我捂住了头，眼泪不断落下，边摇头边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

　　“随便说一下，说什么都可以。”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捂着眼睛躲避闪光灯，抽泣着，泪水不断从指缝中溢出。

　　叔叔回过了神，将表妹推上了车，然后坐到了驾驶座，“怦”地一下关上了车门，一脚踩上了油门，飞快地驶离了这里。

　　记者们捧着照相机在后面紧追不舍，“等一下，请等一下，甜心小姐……”

　　叔叔的车开得很快，车窗外的风景飞快向后飞，那些声音越来越远。

　　我斜靠在车窗外，哭泣声已停，可眼睛里仍然有泪水无声流下。未满十八岁的表妹依偎在我身边，原本想开口问些什么，却因从车后镜里看到了叔叔警告的眼神，便噤住了嘴。

　　回到家中，妈妈抱住我，哭成了泪人儿，差点晕厥。叔叔和阿姨在一旁不断劝着，才把我们勉强分开。

　　终于回家了，坐在红色沙发上，我再度痛哭出声。

　　十二月的冬季，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上，大雪纷飞，不到下午四点，天色已渐渐变暗。

　　我捧着一杯热茶，站在结成冰花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雪，有几分发呆了。渐渐地，手中的茶水变凉。

　　“甜心，你看谁来了？”妈**声音在敞开的房门外响起。

　　我回过头，手中一颤，差点把茶水溅出，“哥哥……”

　　真的是哥哥，多年未见的哥哥。他像一道午后的长影子站在门边，清俊的五官一如从前，漆黑的眼眸带着细碎的光芒，充满柔和和温暖。

　　我捧茶的双手细微颤动，眼里滚动着泪花，不敢相信地看着门口的他。

　　很多年前我最爱的哥哥，此刻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甜心，”他大步向我走来，微笑注视着我，“你竟然长得这么大了。”

　　“当然，”我破涕为笑，放下手中的茶杯，“都这么多年了，当然长大了。”

　　他一度想拥抱我，但被我不着痕迹地避开。他笑道：“你在国外多年怎么一点没被那些鬼妹同化？还以为你早已是半个洋鬼子。”

　　我大笑着招呼他坐在沙发上，“我已经长大了，哥哥，当初到国外来时就已经长大了。”

　　我习惯与鬼妹或鬼哥鬼弟们拥抱示好，却不大习惯与中国人拥抱，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

　　他愉快地接住我端来的热茶，“你行事向来大胆，没想到这次却给我们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我知他说的是什么，抿嘴一笑，换了个话题：“哥哥，你现在还好吗？听说你的儿子已经两岁了。”

　　他笑笑，“对，一个月前刚刚满两岁。你呢，”他笑着反问，“什么时候能吃到你的喜酒。”

　　我强压住心中突现的酸楚，笑道：“还早着呢。”

　　妈妈这时在门口唤我们吃饭，我们的谈话因而中止。吃晚饭的时候，我尽量避开关于家庭的话题，因为我知道他刚刚又离婚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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