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也趋重要,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政府设有市舶司收税，地方上的各州、府、县，甚至有县辖的镇、市、关、寨、渡等，也都设有商税务或税场。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面值较大的轻便易于携带的货币，这就是纸币交子之所以产生于大宋的主要原因。交子作为信用货币而流通，也是唐宋以来商业信用关系发展的产物。两宋承唐之后，信用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宋客商与铺商之间相当广泛的存在着一种“赊”的关系。苏轼说: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

　五代十国时期，四川流通铁钱，而宋代继承五代以来货币流通的消极遗产，铜钱与铁钱并行，而且形成铜钱流通区与铁钱流通区。四川通行铁钱，而铁钱太重，每千钱大铁钱25斤，中铁13斤，商旅不便携带。于是在四川民间首先出现了纸币。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蜀地私商制作一种纸券名为“交子”,代铁钱流通。其后由16家富户合伙主持,集36万缗(一千文为一缗)为本钱，以一交为一缗，三年为一界(期限)，界满换发新券，并可随时持券兑换现钱。但此后富户产业渐败,信用动摇，无力兑换已发的纸券，屡起讼争。大中祥符末，四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奏请设立益州“交子务”，由官家发行“官交子”。

　总的来说，钱币是商贸市场繁荣的基础，而稳定统一的货币更是前提，小额市场交易用铁钱、铜钱，中等交易额用纸币，而大宗商品的交易则用金、银或则其他金融凭证及工具，这样就构建了完整的市场交易体制。而关键在于纸币的发行需要确保足够的贵金属储备金，要不然乱发纸币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纸币信用瓦解从而崩盘，另外就是加大贵金属勘探力度，利用大宋发达的冶金工艺提炼贵重金属，最后就是加大对外贸易，利用大宋出口的丰富商品优势，将境外的贵金属引流我朝境内。

　这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启发，新朝以后可以再次发行纸币，就叫宋币，由官方发行，推广到全国流通，用百分之二十的贵金属作为储备金机制，由于纸币流通一段时间后，必然会面料破损的问题，而破损的对换可以通过全国各地的抵挡所进行实时兑换。想到我便会心一笑，看来还是得多学习，便微笑着对蔡京说道：蔡太师，纸币的问题本太子已经大概清楚其前因后果，麻烦继续说下去。

　蔡京便继续说到：我朝目前对外贸易、官方的租税都是征收白银，而官俸的发给等亦是使用银两，目前一年朝廷的租税、对外贸易征收大概在税银二千万两；其次是商榷，朝廷将对盐、茶、酒、铁、矾等实行专卖，就是由朝廷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比如酒类，禁止私人酿酒，官方专卖。正店有酿酒权，脚店没有这个权利，必须到官方去买酒曲，然后自己酿造。酒的专卖、曲的专卖和税酒。三京地区(开封、洛阳、商丘)实行酒曲专卖；州城内则实行酒的专卖；县以下的地方或实行纳税，或实行酒的专卖。包括外邦的大部分货物也是如此，走商榷形式售卖于全国。此项一年朝廷的税入大概在二千五百万贯左右；再次是商税，朝廷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目前此项每年给朝廷带来的税收大概在三千五百万贯左右；再是农业税，也就是土地税，按纳税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等﹐秋税征收稻﹑粟﹑豆类﹑草等。平均每亩地纳税一斗（12斤）﹐作为天下的通法。另外就是官府以沿纳﹑支移﹑折变﹑脚钱(运输费)﹑加耗(以税物损耗为名的加税)﹑预借﹑重催(纳税后重叠催税)﹑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纳税时﹐税粮高出斗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样(以官员检查税物样品为名的加税)等等﹐进行加税﹐这些是在大灾之年或则战时的税目种类，此项每年给朝廷带来的税收大概在三千七百五十万贯左右；还有就是免役助役：民众交钱不用付劳役的税。此项每年给朝廷带来的税收大概在二千六百八十万贯左右；再就是坊场钱，也就是坊场、河渡等税务收入，一年大概在一千三百六十万贯左右。综上所述，朝廷一年大概收赋税一亿五千七百九十万贯左右。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上供，也就是需解运京师入库，其中百分之二十四留州与送使则充地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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