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永安县在地理位置上太过优越，向东为东京开封府，向西为西京河南府。在当世两大雄城汴梁城和洛阳城之间，不过十几年光景就被连带着迅速发展起来。

　在去往永安县的这几日，赵煦一直在马车上钻研王安石的新政。之前为了在朝中避开亲近新党的嫌疑，他主动将之抛开，这会太皇太后远在京城，四位旧派宰执又都不在，完全不用顾忌什么。

　历史上王安石力主推行的新政，因为是在神宗朝熙宁年间，又称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之前，仁宗朝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人就力主推行过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赵煦在未出汴梁前就早已了解，改革内容包括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改革重点主要在澄清吏治在，这一项就有严明官吏升降、限制官僚滥进、严密科举取士、慎选地方长官和平均公职田产。

　这一项项举措都直指大宋开国之时施行的一职多官，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冗员”，冗员造成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互相之间职权不明，于是官员多贪恋权位，互相推诿扯皮，行政效率颇为低下。

　所谓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变法的出发点是极好的，在屡败于西夏，契丹人趁火打劫，农民起义和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情况下。宋仁宗也锐意进取，强推改革。

　但因为澄清吏治触动了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根本利益，庆历新政就算是在仁宗皇帝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中枢重臣推动下，不过一年四个月就宣告失败。

　武侯对于范仲淹的眼光还是很赞许的，他确实看到了大宋的一些弊病所在。不过庆历新政在整顿官僚机构的几项措施，不过是调整范围不大的一种的革新。至于其它诸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但如此程度的改革居然遭遇了难以想象的阻力，让仁宗皇帝最终产生动摇，范仲淹为首的变革派也变得信心不足，可见大宋自己“造”出来的历朝以来最庞大的士大夫阶层能量太大了。

　二十多年之后，更加有变革精神，变革举措更加彻底的王安石在和神宗皇帝陈述变法时，直接绕开澄清吏治选择从经济入手富国强兵也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但是，这同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在大宋已经贪腐相当严重，行政效率如此低下的情况下，不澄清吏治，如何能保证新法能够正常、有效的推行呢？

　赵煦在马车的颠簸下翻了好几遍基本没有任何关于吏治的改革。

　相比庆历新政，武侯认为熙宁变法是更为彻底，更加行之有效的变革举措。但它仍然有巨大的缺憾，没有先澄清吏治再推行新法。

　最终失败似乎也是必然。

　可是，这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要澄清吏治其他的举措根本就没有机会推行，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的阻力会让变法直接失败。

　可不澄清吏治，变法的大部分举措就无法正确的有效的推行，最终结果大概率也是失败。

　环环相扣，一环一环下就推向了死路。

　“难不成真的只能推倒重来？”赵煦长长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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