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前哪怕是五胡乱华，烽烟四百年的南北朝，王朝正统也没有亡于外族的先例。历朝历代之兴盛衰落与朝廷和民间道德之纲常是否还有存续有直接关系。

　而影响百姓遵守道德纲常的条件就在于朝廷赋税和吏治。苏轼以为正人心、厚风俗，朝廷轻徭薄赋，国家必会日趋强大。

　别说是苏轼，在后世，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都认为这十分有道理，他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蛮族几乎只受大自然和气候的支配，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中国政体大获成功，原因在于一丝不苟地遵守礼仪，只要找到了一丝不苟地遵奉礼仪的的方法，中国就可以治理得很好。中国政体一旦被抛弃，道德一旦沦丧，国家立即就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随即爆发。”

　这些历史兴亡的教训几乎都在王朝盛衰间得到了验证。

　这或许也是历朝以来法家永远形只影单的原因，经验教训都在明示，法令繁多是乱世的标志，单靠法制不足以治天下。

　只是很不幸，大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外族灭亡的中原王朝。北宋被金国女真人所吞没，南宋则亡于蒙古。

　当然这都是后话，苏轼不可能知道，所以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当时被上书弹劾的王安石也无力反驳这句话。

　武侯自前世而来，不是后世，也无从知道两宋皆亡于外族。

　但武侯是法家出身，所谓盛世可用道德风俗为主导不假，到了弊端良多，纲常将崩坏之际，就必须也只能依靠律法了。

　“苏学士，这点我以为不尽如此。所谓乱世须用重典，大宋如今几与汉桓灵二帝时一般无二。百姓暴动和地方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赵煦想尽力改变苏轼的观念，因为眼下他能用的人属实不多，苏轼既是博学之辈，忠义之士，又是影响深远的大文人，将来要倚以为臂膀的。

　苏轼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朝廷隐患实多，不革新不亡于外敌也要亡于内部。从本质上讲，他也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只是更倾向于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良。

　所谓乱世用重典，他不赞同。

　“官家你莫不是真要如王安石一般要强推新政？”苏学士已经顾不得下股的疼痛，在颠簸中急切来问。

　赵煦摇了摇头，“王相公熙宁新法虽好，可弊端也有，要广而推行，阻力暂且不提。就是想自上而下，有效的执行下去，我看眼下都未必有这个条件。”

　苏轼闻言不由大喜，“官家，臣历任多地知州、通判，经历了熙宁新法的推行和废黜。要说王相公却有独到之处，新政亦非全不可取，然而推行到地方确实是会滋生诸多问题。”

　“这正是我邀你上车的原因，非苏学士不能知变法全貌啊！”赵煦笑道。

　由方才的一时紧张放松下来，苏轼倒也开起了玩笑，“我还以为官家是体恤老臣路途辛苦，这才要载我一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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