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陷入矛盾之中，挣扎在前后认知冲突的无力中。

　　敏若站在岸上，注视着瑞初这一全过程，从始至终，要求自己置身局外。

　　这一条路，必须瑞初自己走出来。瑞初的性子像她，看似随和宽容，其实偏执、执拗，只有自己悟出来的道理，才会咬着牙，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都不会舍弃。

　　那就让瑞初自己悟吧。

　　她相信她的女儿最终会走向她一直注视着的那条路，去走向权力、握住权力，然后亲手给权力套上枷锁，然后带着套上枷锁的权利继续往前走，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理想的终点。

　　一场毫不讲道理、充满时代特色又牵连甚广的文字狱，促使瑞初深刻地检讨思考，并终于得出了最后的结果。

　　她不能继续抵制权力，她必须走下去，成为握住权力的人，然后亲自给权力加上约束。

　　她今日救不了戴名世，只能眼睁睁看着《南山集》因那在她看来颇可笑的罪名被列为禁书。

　　那明日，她又能以何力量来救她想救的百姓呢？以空谈的口号吗？

　　御史参奏的理由是《南山集》涉及反清言辞，而举出的实例是《南山集》中引述有南明抗清事迹，并引用了南明年号，奏其“倒置是非，语多狂悖”①。

　　这在时下实在是个能要九族脑袋的大罪名，当年孔家子弟在京做了一本《桃花扇》——亦是写到南明旧事，戏文中有些言辞，在那位赵御史看来，大抵也是狂悖倒置吧？

　　康熙并未严惩这位孔家后人，《桃花扇》问世后，孔尚任收拾包袱被打发回了老。康熙本人对《桃花扇》倒是持欣赏态度，宫中也常演。

　　文坛中对康熙这种包容开放的思想态度颇为推崇。

　　但戴名世，显然没有孔尚任那么好的运气，有一个圣人祖宗了。

　　其实戴名世真有一颗“反清悖逆”之心吗？

　　敏若和瑞初都知道，未必。

　　他二十八以秀才身入县学，入的是大清的县学，后以贡生身份被拔入京，为正蓝旗教习，数年后又入国子监，做的是满清的官。

　　若他真对满清统治心怀愤恨，一心想要“反清复明”，又何必入这个朝？又何必在四十八年以五十余岁高龄再考科举摘榜眼入翰林？

　　早年缅怀前明，录南明史事，是文人情怀；晚年考科举入朝为官，是真心实意想为朝廷做事，为大清官员。

　　他若怀着反清复明的愿景，又何必走到如今？

　　康熙心中恐怕也知道那只是文人录事笔法，知道戴名世如今对大清并无悖逆之心，但那又如何？

　　重要吗？

　　作为大清的帝王，康熙要做的，是掐断所有人对前朝的怀念与惋惜，将南明的恶名彻底坐实，亦决不能容许有人笔下将清录为攻南明的反派——虽然戴名世本人并没有对历史进行什么深加工。

　　但还是那句话，那又如何呢？

　　哪怕瑞初在江南做得再多，哪怕如今文坛形势再好，都不足动摇康熙对思想钳制的态度。

　　康熙率先表明严查态度，此案彻查起来牵涉极广，他清楚必定引起儒林震动，但论谙熟人心，天下也没有几个人能胜过他。

　　江南形势在他与瑞初预料之中的不安稳又安稳，不安稳在总有人心中热血未凉，安稳在也有许多的人早早折服于世事，甚至轻蔑热血与所谓情怀。

　　瑞初心态的转变，发生在发现自己哪怕做再多，都无法动摇康熙的态度时。

　　其实她想要动摇的倒未必是康熙的态度，她在试探，试探康熙手中权力的根本。

　　这份权力本身，或者权力二字本身，究竟是什么？

　　是这个制度。她从小就知道，这份让她反感抗拒的权力和她厌恶并想要推翻的制度是被绑在一起的，买一送一，想要弄倒一个，就得连着另一个一起搞。

　　她并不反感或者畏惧于此。

　　这一次的事情让她发生的思想上的转变，是让她明白，她需要学会走近、贴近权力，然后彻底改变这份不应存在的、重逾泰山的权力。

　　只有握住了刀柄，她才拥有给刀锋套上鞘的权利。如果一直视权力如虎狼，避其如蛇蝎，她的路其实也并不好走。

　　握住了刀柄，也是掌控了推翻这根深蒂固的制度最根本的力量。

　　权力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分别在于时代、制度增添在这两个字上的是什么。

　　她要抹掉那两个字上带有专断和压迫的所有色彩，让它受制于法、臣服于公正、服务于天下，而非服务于王朝于帝王。

　　前路要如何规划，在如此关头便显得至关重要。

　　她也不能现在就大刀阔斧地冲入皇兄们争夺权位的战争当中——她的局才刚刚布起来，一切都需要稳扎稳打，眼下就将重心全部放到争夺权位势力上，反而会头重脚轻，因小失大。

　　即便真争到了那份权力，得到权力之后，她也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与它开战。

　　民间的思想发展不够，经济基础布置不够。

　　前者尤其要命，因为在被拉到京师那个波诡云谲的局、混浊不可见底的一潭脏水后，她势必要将大半的心力都投入到如何握紧、稳定握住的权力上——因为她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本就属于劣势，她的皇兄们争得人不人鬼不鬼，她入了局，只能比他们更狠、耗费更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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