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对上，甘玲还是眼神冷淡，凝视了我一下，不紧不慢地伸进塑料袋里掏，拽出充电宝插在自己手机上，我看着那几乎要拦腰碎裂的手机，再看甘玲蛮横的手劲儿，真有些怀疑她会随时把手机捏断。
　　充电宝插上，手机亮了，甘玲按了开机键，开机画面一黑，开始慢慢走进度条。
　　我和甘玲在门口尴尬地杵着，等这个手机慢慢打开。
　　等了一会儿，这个手机还没开，进度条就差一小截。
　　“你可以敲门之前先把手机打开。”
　　“费电。”
　　我俩又等了会儿，手机屏幕终于从黑色转为彩色，要甘玲输入密码。甘玲也没避开我，手指噼里啪啦地敲，结果因为屏幕蛛网般碎裂，只打上了两位密码。
　　甘玲手劲儿不减，食指一勾，狠狠地戳着删除。
　　我感觉这个手机像不听话小孩的脑门儿，被甘玲一戳一个洞，连带着我也有点头疼。
　　“那你先开机，我去洗个脸。”
　　脸上的面膜已经被汗水泡发了一个劲儿往下滑，还好它是纯白色不显得那么可怕，我用小指按着一角，没等甘玲说话就自己转去洗手间，摘了面膜把清水扑在脸上。
　　身后没有任何脚步声。
　　我没关门，我挪开地方，甘玲这种扎车胎喝别人面汤的无耻之人不应该不进来，里头有空调有水有沙发。
　　但人只是在门口，终于把手机倒腾开了机。
　　“好了，过来看。”甘玲抬手招呼着我，我拿着我的兔子毛巾擦擦脸，走到门口，甘玲低垂着眼，狠狠地戳开相册。
　　“看什么。”
　　“看人脸，从这张，往右边翻，一直翻着看，有没有认识的。”甘玲把手机倒转递给我，屏幕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的脸，穿着一条黄背心正在过马路，脚脖子上带着串儿。
　　我有点儿疑惑，眯着眼仔细看，但是屏幕裂痕正好在男人脸上，我下意识地放大，手机立即卡了。
　　甘玲很果断地伸出手，又伸出手指拨了一下：“等下一张。”
　　甘玲的手指带着血痕和伤疤，指节有些扭曲，我顺着这只手往上，看见油污的袖子和脏了有汗渍的领口，有点儿迟疑，还是把手里的毛巾递过去。
　　“擦擦。”
　　甘玲只是捏着手机，眼睛斜了一下，看见我的兔子毛巾嗤了一声，并没接。
　　手机反应过来，先是迅速放大，又在一瞬间被拨到了下一张，我又低头看，是一个男人，蹲在三轮车上面摸西瓜，照片边缘有些发黑，仔细看，像是蹲在马路对面的角落狠狠放大好几倍才拍出来的。
　　甘玲继续拨下一张。
　　我说这是在干什么？
　　甘玲说：“人们说，凶手杀人的时候，二三十岁。七年过去了，我往三十到四十多找，五十也行，走街串巷地拍了些，你看看，有没有那个凶手。”
　　能县三十万人口，男的一半还多，甘玲一个个拍？这人真是疯了！
　　那个小手机已经饱受摧残负荷不了这么大的工作量了，烫得像个暖手宝，我把手机推回去。
　　甘玲是真的疯了，我不说，她就自己去找，一个个的找，决心把能县的所有适龄男人像地皮一样犁一遍，用她的破手机记录下来，筛选，像是做个微型的人口普查。
　　须知这个人，这么多天，连一碗四块钱的面都没舍得吃，衣服也没有换，百分之一的电量也要斤斤计较——要做这么大的事。
　　只要我张口说了，这一切工作量都化零为整去芜存菁，剩下最后一步。
　　可我不能。
　　凶手已经被法律制裁了，尽管在我看来判得太轻了，可法律在这里，甘玲为什么不早来申诉，不早来大喊这不公，现在尘归尘土归土，白纸黑字地尘埃落定，甘玲这举动，岂不是要去寻仇杀人？
　　我怎么能说？我怎么能酿出这样的悲剧祸根？不管她说什么，那件事就过去了，所有线索掐断在我舌头上，我一个字也不能提。
　　只是把毛巾在手里团了团，挂了起来：“我认不出来，有点儿忘了。”
　　甘玲仍然孜孜不倦地和那个手机作斗争，搓了半天，最终面无表情地熄了屏，啪一下拽掉充电宝的线，抓了抓头发，又冷冷地看着我。
　　敞着门，我终于妥协了：“要么你进来说话，要么我关门了。”
　　甘玲往前迈了一步，我正要关门，甘玲说：“别关。”
　　“邻居看见了不好。”我拽住门把手，正要推，甘玲又毫无波澜地说：“跟陌生人独处一室，关了门，我杀了你，人都不知道。”
　　是恐吓么？
　　我扶着门呆住了，甘玲很平静地从兜里拽出一把美工刀，噼里啪啦地推出刀刃，明晃晃地指着我。
　　我还是平静地关上了门，靠着门背：“你不会杀我，你杀了我，没人知道凶手长什么样了。”
　　甘玲笑了：“我就知道你记得凶手长相。”
　　背后冷汗涔涔，我揉揉太阳穴，听着刀刃收回去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心想怪不得甘玲敢在大街上睡觉，她随时准备跟人鱼死网破。
　　这人是疯了，不是那种恍惚的疯，她清醒而偏执地疯了，我想，如果过了很久，一个月，半年，乃至一年多，她找不到凶手，是否会迁怒于我，把那把美工刀插进我的心脏。
　　没再顺着那个思路往下想，我翻到一件宽大的黑色T恤扔给甘玲：“天热了，我家没有藿香正气水，你别中暑。”
　　甘玲也没接，任由这件衣服落在沙发靠背上，她低头盯着T恤上的兔子图案，又平静地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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