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他不仅是卫国公室,甚至与周王室也是实打实的亲戚；后亦有昌平君,即为赵维桢送回楚国的公子启,也是一度在秦国坐到了相国之位。
更遑论公室之后，尚且本身为士人。诸如张仪、李斯这类寒门士子，在各国都没有任何靠山与仰仗，仍然能投到贵族门下做食客，以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国君赏识与支持。
所以赵维桢思来想去，只能说韩非放弃事秦的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
而在于他自己分析之后，觉得没路可走。
“公子是觉得，”赵维桢回应道，“秦王不需要你。”
“通古比我更、更擅长为臣。”
韩非说着，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里有无奈，也有几分骄傲：“非写君、君臣之道，可若要我去、去做违背意愿的事，非不情愿的。”
但李斯无所谓。
秦王要一名酷吏，李斯可以去做。同样的，若秦王政要李斯灵活变通，去做不符合法家定义的事情，赵维桢觉得，李斯大概也能给出相应方案。
如韩非所言，他写君臣如商贾，臣献计、君赠地位作为回报，完全是做买卖。可韩非个人更在乎的是施展自己的抱负——不然他干什么不对韩王百依百顺，还觉得怀才不遇呢？
李斯不一样，打见到他的第一面，赵维桢就知道他的目的在于做“臣”。
观点是他的观点，可李斯比他贯彻的更为彻底。
“因而我初到咸阳，通古对我说，吕相欲保我。”韩非又道：“非感激之余，也心存不屑。”
“因为吕不韦在乎的不是你。”赵维桢接道。
“吕相存、存我，是为与秦王争势。相国……”
说到最后，韩非摇了摇头：“相国乃秦王最大的阻碍。”
韩非这么想，赵维桢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他是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支持者，吕不韦注定是专（）制道路上的最大阻碍。
可赵维桢倒不觉得。
吕不韦确实还想在秦国搞君臣分权的那一套。他的观点有一部分与儒家相同：国君太过强势，就会轻臣轻民，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对一国没有任何的好处。
当然了，自己的便宜老公自己最了解，赵维桢知道他会秉承这种观点，有六成在于自己贪权。也就不到四成是因为吕不韦商人出身，他本身为平民而非贵族阶级，自然会在乎平民的生存空间。
但就为这四成，赵维桢也是认定吕不韦还有抢救的余地。
“再说君上。”
韩非的话依然没说完。他看向赵维桢：“我在咸阳，听游策士子说君、君上开明，欲与秦律之下存、存百家。”
“公子以为不妥。”赵维桢接话。
“非不明白。”韩非说：“百家学说，各自冲突，百年之来争、争论不休。君、上该如何做，才能使百家融汇，而非拖累秦国？”
赵维桢轻轻勾起嘴角。
她也明白韩非的意思——就是拐弯抹角指责她走温和派不现实，二人理念不同，秦国有赵维桢就没他。
也是辛苦他嘴皮子不利索，还要认真地把所有观点都阐述清楚。
这么一说，赵维桢多少明白了韩非的意思。
“公子所言极是。”
赵维桢承认道：“这世道从不存在所谓温和过渡，要想掀翻旧秩序，必须行快刀斩乱麻之事。”
他说可惜自己是韩国人，不单单指他为韩国贵族。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更多的是在于韩非完全错过了秦国需要他的时机。
韩非就是看得太清楚了。太明白局势，所以深谙这天下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历来变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者需要上层建筑——在当下，也就是国君完全的信任、保护与支持。
可如韩非所言，秦王不是非他不可，秦国还有吕不韦和赵维桢，综合各方面元素，他不会是第二个商鞅。
有执行者就够了，这点李斯比他更适合。
所以秦王有他的论著思想就够了，并不需要韩非本人。
这一点韩非还挺尴尬的。
他是韩国公室，但韩国做不到改贵族制度为封建制度，因而韩王不敢用他。而来到秦国，经历了秦昭襄王之后，秦国也不是那个上下只靠一臣的弱国了。
早些年韩非大可以成为第二个管仲、第二个李悝乃至第二个商鞅，但现在秦国不缺这么一个韩非，他来得迟，势必会卷入政治斗争，成为牺牲品。
“非明白。”韩非无所谓道：“入秦、秦的那一刻，非就注定是一个死人。”
不助秦，早晚会死。
就算助秦，大概率也是会死。
即使退一万步讲，就算秦王政做到了信任他，任用他，保护他，那又如何？
赵维桢比谁都明白，卸磨杀驴是秦国的老传统了！今日用韩非变法，明日成事，就可杀了他以缓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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