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谓的垂拱而治，无为而治，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的大同世界，不是做梦，就是偷懒。
　　虞允文不能理解他对工作的狂热，他也无法理解这些大宋官员们对假期的执着。
　　夏虫不可语冰，不能互相理解，就难免互相伤害。
　　刚收复的汴京和江北地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对于赵政来说，大宋的行政架构和兵制完全陌生，而原身在宫中三十年战战兢兢的生活，根本也没人去教授他帝王之术和兵法政务，所以赵构在离开前才会那么放心地让他监国。
　　或许在赵构眼里，就算把军政大权交给原主，原主也顶多是在辅政大臣的帮助下，老老实实地在他设定的圈子里小心行走，绝不敢踏出那重重规矩包围的宫城半步。
　　可赵构并不知道，换了芯子穿来的赵政，不是刚刚被他改了名的赵玮，骨子里就从来没有安分和规矩这两个词。
　　哪怕不了解大宋官员体制和兵制规则，赵政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开创封建集权制度的始皇帝，对帝王之术和君权有着本能的领悟力和掌控力，足以跨越时代迅速地理解和掌控现有的一切。
　　更何况，他还有着大宋官员们无法理解和无法比拟的工作热情和充沛精力和体力。
　　前世没到不惑之年就过劳死的始皇帝陛下，沉睡了两千年后，在后世学习到的诸多知识里，对他自身而言，最实用的，莫过于军体拳和格斗术。
　　那是从各种武术几千年的历史中提取的精粹，虽然没有漂亮的招式，但非常的实用，强身健体，简单实用，熟练之后，哪怕穿越到这个身体里，也能很快地掌握技巧，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否则，他没那么利索能一刀斩杀完颜亮，也没那么多精力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
　　那些官员们两月不休假就觉得累，而他不光要处理他们经办的所有事务最后的决策，还要收拢和安抚各地义军，让那些曾经在金国各地响应北伐的将士们能够尽快地脱离原来散乱自发行动，归拢到大宋的军政体制中来。
　　若是换一个人，这么多工作和强度，早就趴下了。
　　就连虞允文都对新帝的敬业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愈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毕生最果断最英明的一次。
　　对于新帝的选择，他担忧之余，也十分敬佩。
　　大宋从不缺励精图治的大臣和皇帝，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辈前赴后继，然而只要有一个昏君出现，就能毁了几代人的努力，将整个大宋拖下烂泥沼中满满淹没。
　　原本虞允文也曾期盼过出一个“垂拱而治”的明主能让自己施展才华，后来才发现，限制他的不仅仅是君主，还有大宋整个庞大冗杂互相牵制的官僚体制。
　　因为开国皇帝是武将得位，从一开始的“杯酒释兵权”，就注定了武将在大宋一朝的地位始终被压制和牵制，而皇帝承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确是没有杀文官，可流放贬谪，牵制党争，一样也没少过。
　　大宋的科举选士，从隋唐时的一科数十人到百人不等，到南宋时一科已有三百余进士登科，还不算锁厅试等其他特殊渠道的选官荫官，结果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体系，加上官、职、差分设，若是不熟悉大宋官制的人，光是看各人的官职差使名目就能看得头晕眼花，分不清一府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管事，多少人做事。
　　或许最初这种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便于互相监管，可到了后来互相监管变成了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就使得官府的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许多原本有益的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后，执行起来也完全变形。
　　虞允文起初还担心赵政的步子迈得太大，以后怕是难以向赵构和临安朝廷交代，可没想到他在夺回汴京后，压根就没打算回去，也根本不在意那个逃去海上狩猎的皇帝和留在临安苟且的朝廷官员们的想法，干脆利索地另起炉灶，让他的满腔担心都落了个空。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对付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这或许就是辛弃疾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若没有完颜亮南侵，赵构不会轻易离开临安，让出兵权，临安朝廷也不会那么容易答应赵政北上抗金，还带走了禁军十八营官兵和大量的军备物资。
　　靠着地利他们战胜了完颜亮，靠着人和他们联合义军夺回了江北和汴京，而如今天时已至，新帝登基，彻底打破了原来的朝廷体制，理不清的棋盘，陛下干脆扔到一边，另开一局。
　　而这一局，从规则开始，就全都由他说了算。
　　能跟上他的规则他的脚步的人，才有资格留下，其余的人，都将被这架全新的大宋战车无情地抛在身后。
　　他们的这位新官家，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呢。
　　垂拱而治，更是完全不存在的梦想。
　　虞允文觉得，这反倒是件好事。与其事事都要经过朝堂大臣们争论才能做出决定，最后还得经过几个部门的互相牵制监督才能执行下去，倒不如由皇帝一言决断，盯着各部互相配合的进度，谁也没心思再去扯皮，因为谁慢一步，就会被顶替被换下，磨磨唧唧推三阻四扯皮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根本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皇帝的精力旺盛，工作进度飞快，谁能干谁拖沓一眼看出，在他的目光下谁也撑不住几个回合，不是黯然离场，就得拼命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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